文
张分田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年第4期，注释从略。
?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一）?
伟大的历史进程呼唤伟大的中国历史理论
张分田
我认为，创建在系统阐释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更具说服力的新型中国历史理论，是中国学术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学术回顾应当主要看成绩，学术展望应当主要看问题。看成绩，可以学习他人之长，增强学术自信，避免虚无主义和妄自菲薄；看问题，才能认清努力方向，拓展研究思路，避免夜郎自大和固步自封。这里想讲一点个人的感觉、判断和展望，主要分析中国学术目前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
1.创造新型中国历史理论的必要性及其主要理据
我的几本代表作获得同行的肯定，也都获得好的奖项。然而，这几本书的最大缺憾是“重大理论缺位”。在我看来，重大理论缺位的问题普遍存在。这里所说的理论缺位，是指迄今尚未形成一种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现象的、相当系统的、经过检验的、比较成熟的中国历史理论，从而导致我们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价值预设、解读方式、逻辑基础和分析体系都受到负面影响，甚至达到集体性的对许多重要历史现象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知，或知而不当的程度。
在完成诸多课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即20世纪一大批著名学者所撰写的属于广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名著，竟然普遍存在重大历史事实的误判，涉及所有的重大政治思想现象。这一类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各种著述的学术质量，也严重误导了人们的历史认识。许多错误观点至今依然被各种通史、教科书、学术著作及宣传文章广泛引用，可谓陈陈相因，积非成是。
对“民贵君轻”命题的误判堪称典型例证。历史事实表明，“民贵君轻”思想产生于西周以前；在孟轲之前，这种思想已达到理论化的程度。自先秦至明清，中国所有的政治思想流派都主张民众重于君主，历代官方学说及许多帝王将相的相关论述甚至比孟轲更精彩。在皇帝们的大力倡导下，“民贵君轻”观念广泛传播，从政者和读书人大多精通这种思想；在政治过程中，“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常常发挥重大作用，所有对王朝合法性、君权合法性及国家政务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件，都必然引据这一类的思想，统治思想演化的总体趋势可以概括为帝制越兴旺，“民惟邦本”理论就越发达，君权越集中，“民贵君轻”观念就越普及，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古代文明衰亡了。依据上述历史现象，我们可以判定：“民贵君轻”是华夏先民的政治价值共识，是绝大多数思想家的共同主张，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是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然而，只要大致翻阅一下众多知名学者的相关著述，特别是“弘扬儒学”“弘扬国学”的著述，就不难发现中国学术界对“民贵君轻”命题的误判有多么严重，其影响有多么广泛。
实际上，同样的误判不胜枚举，涉及统治思想、帝王观念、官方学说、诸子百家等所有重大政治思想现象，涉及立君为民、民唯邦本、天下为公、君臣合道、无为而治、广开言路、平均天下、孝治天下等所有重大政治理论命题，涉及道、德、礼、仁、忠、孝等所有政治概念，涉及天人合一、自然之理、阴阳和合、中庸之道、三纲五常等所有论证统治思想的哲学命题及哲学范畴，涉及社会根源、本质属性、发展趋势、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等所有宏观把握及整体评说的要素。
令人扼腕的是：这些误判不是出现在历史记载缺略的那一部分，而是发生在现存文献中极为常见、相当可靠，也最具群体性、持久性和连续性的那一部分。这一类文献都是华夏先民在记述历史、传承经验、阐释思想时所刻意保留的最重要、最凸显、最张扬的那一部分。在各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文献中，甚至可以用“俯拾即是”“扑面而来”“应接不暇”来形容。研究者不必苦苦搜求，不必钩沉索隐，不必潜心考据，只要大致翻检一下中华元典、诸子百家、“二十五史”就不难获得非常可靠的文献依据，形成结构完整的事实陈述，得出相当准确的历史判断。这就是说，广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原本不应出现达到如此程度的重大失误，而这一类失误却一犯就是一百年，犯错误的群体可以涵盖所有的研究者，包括众多治学严谨、功力深厚、贡献卓著的著名前辈学者。这就不能不认真反思导致失误的深层次原因了。
原因究竟何在？这需要群体性的思考，需要见仁见智的讨论，需要到研究实践中去探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导致失误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性的。这就意味着，现有的中国思想史知识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从事实陈述、概念分析，到阐释方法、理论基础，迟早会被人们做出具有一定颠覆性的重建。
在我看来，必须重新改写中国政治思想史，这种改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甚至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政治思想始终是思想的核心内容。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必要重新改写，那么广义的中国思想史也就有必要重新改写，特别是那些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内容。政治思想又是政治的核心要素。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必要重新改写，那么中国政治史也就有必要重新改写，特别是与“统治思想”“帝王观念”“民本思想”等重大思想现象直接相关的内容，以及与政治发展、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重大政治要素密切相关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专门问题和重要专门领域需要重新认识，对中华帝制、官方学说、主流学术、儒家学说等重大历史现象也需要重新认识。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需要一部更好的中国通史。中国学术的理论体系及其话语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显而易见，写好中国通史与创建新型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学术创新过程。
2.创造新型中国历史理论的必然性及其主要特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历史进程催生伟大的思想及伟大的学术，而与伟大历史进程相契合的新型思想及新型学术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新型历史观及历史理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颠覆旧文明、创建新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孕育着新型历史观，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及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也为创造新型中国历史理论提供了最佳的研究对象及重要的学术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新进展也表明，一种新型中国历史理论正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历史法则及学术规律注定了新型中国历史理论必将在中国大地产生。
理论创新的一般法则及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新型中国历史理论必须也必然具备的某些特征，主要关键词是中国的、世界的、超越的和开放的。
中国的，即中国学者原创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契合中国特点的历史理论。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祖国。就像许多核心技术无法靠引进来解决一样，新型中国历史理论的某些核心要素最有可能出自中国学者的手笔。中国学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义不容辞的重大学术责任。
世界的，包括学术视野的世界性、理论资源的世界性、理论适用的世界性和话语体系的世界性等等。
新型中国历史理论必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具有“集古今中外之智”的特征。近年来，一些“弘扬国学”的人主张用“中国固有方法”研究中国学问。“中国方法”是一个伪命题，其主要论据经不起推敲。无论一种方法的最初发明者是哪个国家的，只要被中国人采纳了，这种方法就是中国的。在学术思想不断开放、方法论资源极其宏富的当代世界学术界，盲目夸饰“中国方法”的做法只能用“狭隘”“愚昧”等词汇来评判。
新型中国历史理论必须揭示普遍性的历史法则，具有理论适用的世界性。新型中国历史理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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